【内容提要】能源矿业领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矿业权作为能源矿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之方式,其交易的市场化对能源矿业领域的安全、秩序和效率都有重要作用。因此,在矿业权出让与流转交易中,必须坚持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区分。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能源矿业案件为例,考察和分析目前能源矿业权领域司法实践中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的运用情况,并指出其中缺憾之处,以供参考。

 

一、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之概述

(一)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区分

对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理论,民法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简而言之,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是从法律效果的角度对法律行为所作的区分。负担行为是指一方相对于他方承担一定行为义务的法律行为。处分行为则是指直接让与权利、变更权利内容、设定权利负担或废止权利的法律行为。[1]由于负担行为并直接不导致权利的得丧变更,因而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的处分权,对于负担行为的效力而言并没有影响。另外,如果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属于相互独立的两项法律行为,则在认定这两项行为的效力时必须分别观察。[2]

(二)我国立法和实践已基本接受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

《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显然,本条所称“合同”是指负担行为,而“办理物权登记”则作为物权变动之公式与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处分之合意共同构成处分行为。[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买卖合同属于负担行为,当事人不具有标的物的处分权,对买卖合同的效力没有影响。[4]

在司法实践层面,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关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互区别、相互独立的阐述。[5]

二、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在能源矿业案件中的实践运用

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作为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不同,其效力判断不同。由于矿业权交易市场分为一级出让市场和二级流转市场,因此,在矿产资源案件中,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区分应当在这两种市场交易中都有所体现。以下将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能源矿业案件为例,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我国矿业权出让纠纷中区分原则的适用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古蔺县宏能实业有限公司与古蔺县箭竹乡沿河煤矿、张华清采矿权纠纷一案,认为:“地奥公司、宏能公司取得矿业权的时间应为矿业权证颁发的时间。……《探矿权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时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尚未对地奥公司、宏能公司矿业权申请予以批准,不能认定其已取得矿业权。”[6]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在矿业权出让案件中,已经区分了矿业权出让合同的效力与矿业权设立登记的效力。矿业权出让兼具民事合同与行政许可之性质。[7]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矿业权出让合同的效果是为合同当事人设定权利负担,即受让人支付相应的对价或作出特定的承诺,而出让人按照约定为受让人办理矿业权设立登记,因此,矿业权出让合同并不直接导致矿业权的设立,属于负担行为,而出让人为受让人办理矿业权设立登记则相当于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并不产生物权变动之效力,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中认定矿业权的取得时间为矿业权登记之时而非矿业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时。

(二)我国矿业权物权性流转案件中区分原则的适用

矿业权的物权性流转方式主要包括矿业权转让、抵押以及矿山法人企业的股权转让和矿山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转让等。在矿业权的物权性流转中,同时存在设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负担行为和直接变动矿业权或其他权利的处分行为。根据区分原则,这两种行为的效力应当分别判断。由于矿业权交易对国民经济影响蔚为重大,我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五条和第六条等规定了矿业权转让条件,对矿业权的转让有诸多限制。但是,由于负担行为仅仅设定权利义务关系,而不直接变动矿业权,其对矿业权交易市场的管理秩序影响甚微,相反却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至关重要,因此在实务中应当尽可能少地否定负担行为的效力。

1、矿业权转让案件中区分原则的适用。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梁书文、宋广生与黑河市东兴煤矿、夏金玉合同纠纷一案,认为:“由于合同双方以承包形式变相转让采矿权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八条……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承包合同无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8]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陕西南海矿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金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认为:“涉案协议关于探矿权转让法律关系,属于依法需要办理批准手续才生效。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并未发生向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提交关于探矿权转让报批手续的情形,应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涉及探矿权转让法律关系的约定成立但未生效。”[9]

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矿业权转让案件时的态度之转变。前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矿业权转让合同不满足《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之转让条件而无效;后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矿业权转让合同未生效,法律依据则为《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据此,在矿业权转让的民事法律关系中,矿业权转让合同不再是对矿业权转让条件限制的对象。但由于矿业权转让条件仍属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是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矿业权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因此其在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批准和矿业权变更登记中仍具效力。即,矿业权转让条件不限制负担行为,仅限制处分行为和行政许可行为。应当注意的是,虽然矿业权转让合同不因为未满足转让条件而无效,但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合同法解释(一)》第九条以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除合同中的报批义务条款自成立时生效外,矿业权转让合同未经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的,虽成立而未生效。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贵州国能能源有限公司与贵州省朗月矿业投资有限公司金沙县高坪乡老虎石煤矿、刘肇坤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中享有采矿权的老虎石煤矿先后被转让给国能公司和朗月公司,即“一矿二卖”,实质上存在两份互相冲突的煤矿转让合同,而朗月公司取得了老虎石煤矿包括采矿权在内的整体资产。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受让人为国能公司的煤矿转让合同中,“涉及采矿权转让的部分因未经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而未生效”[10]。之所以在后的煤矿转让合同能够生效并实际履行,而在先的转让合同却因无法完成审批而部分未生效,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亦运用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原则,负担行为由于仅为当事人设定债权债务负担而不实际变动权利,所以不需要具有处分权、不具有排他性,即使关于同一项矿业权存在多份互相冲突的转让合同,这些转让合同的效力亦互不干涉,独立判断。相反,处分行为由于直接变动权利,故必需具有处分权。因此,本案中由于老虎石煤矿已经转让给朗月公司,以国能公司为受让人的转让合同自然无法继续履行,国能公司只能向转让人主张解除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

2、矿山法人企业股权转让案件中区分原则的适用。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薛梦懿、薛梦蛟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认为:“由于本案合作协议属股权转让性质,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情形,协议成立时即生效”,而当事人关于股权转让生效日之约定“并非对合作协议生效条件的约定。一审判决将该约定内容认定为协议生效条件,并认为与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协议生效条款相矛盾不当”。[11]股权转让合同旨在为转让方与受让方设定权利负担,而变更股东名册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才能发生股权转让的效果。根据区分原则,股权转让合同为负担行为,而股东名册变更和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行为方属处分行为。

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对涉矿企业龙辉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果与股权变更登记的效果作了明确区分,转让人薛梦懿、薛梦蛟与受让人国能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但对转让人仅产生向受让人转让涉矿企业龙辉公司的股权之效力,而完成龙辉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和工商变更登记,受让人才能取得龙辉公司的股权。由于这其中存在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两个法律行为,因此两个行为的生效时间也应当分别认定,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时即生效,而非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时生效。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王能新与徐春勤、青海南部矿业有限公司与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物化探总队、中国冶金地质总局西北地质勘查院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认为:“在股权转让不影响矿业权归属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以合同双方真实意思是变更矿业权人,进而主张合同无效,不能予以支持。”[12]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矿山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时,认可股权转让合同属于负担行为,由于相应的处分行为所变更的是矿山企业的股权而不涉及变更矿业权之处分行为,故不受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关于矿业权变更的行政管理制度之限制,如无其他效力瑕疵,合同自签订时即生效。

3、矿山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案件中区分原则的适用。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郑美芳与兰飞俊、曹培恒、包头市飞跃精煤有限责任公司、张飞跃及曹培峰、沙老根、乔登、杨永清、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聚能煤炭集团有限公司煤矿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认为:“采矿权人均登记为合伙企业那户沟煤矿。郑美芳、兰飞俊、曹培恒将其在那户沟煤矿的合伙出资作价85万元转让给包头飞跃公司、张飞跃。该转让行为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13]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可,矿山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的,因不涉及矿业权的变更而仅存在作为负担行为之财产份额转让合同和作为处分行为之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行为,与矿山企业股权转让相类似,财产份额转让合同如无其他效力瑕疵则自成立时生效。类似案例还有唐清海、李岩与唐孝全、倪礼祥合同纠纷案[14]等。

(三)矿业权债权性流转案件中区分原则的适用

矿业权的债权性流转方式主要包括出租(经营性承包)、(劳务性)承包、合作勘查开发等。矿业权的债权性流转中只存在负担行为,而不涉及矿业权的设立、变更或消灭,即与物权或准物权的变动没有直接关联,而当事人仅凭债权性安排即可实现对矿业权的利用之目的。由于不存在处分行为,不涉及矿业权设立、变更或消灭,自然不受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关于矿业权主体变更的各项管理制度之调整,矿业权租赁合同、承包合同、合作合同等的生效不必满足《矿产资源法》第六条、《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五条和第六条等所规定的矿业权转让条件之限制。同时,因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不存在关于矿业权债权性流转方式的特别强制性规定,矿业权租赁合同、承包合同、合作合同等的生效不以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批准为要件。[15]

1、矿业权租赁案件中区分原则的适用。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宝兴县大坪大理石矿与李竞采矿权纠纷一案,认为:“本案宝兴大坪矿与李竞之间系采矿权承包合同关系,不存在擅自转让采矿权的问题;涉案矿山的采矿权主体始终是宝兴大坪矿,并没有变更为李竞,亦不存在采矿权主体因不具备采矿资质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二审判决认定《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16]本案《协议书》属于矿业权的经营性承包或称出租,《协议书》的性质为矿业权(经营性)承包合同或称矿业权租赁合同。从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可知,矿业权租赁合同仅为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性安排,属于负担行为,而不涉及对矿业权的处分。因此,矿业权租赁合同的效力不受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批准登记或转让条件之限制,若无其他效力瑕疵则自成立时即生效。类似案例还有武孝明与王占东、王占宝采矿权纠纷案[17],王定强、王秋果与新疆莎车县天利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承包合同纠纷案[18]等。

2、矿业权承包案件中区分原则的适用。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青岛平度市旧店金矿与赵典业其他合同纠纷一案,认为:“案涉承包合同并不具有采矿权转让的特征,……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19]本案中旧店金矿与赵典业之间的合同为矿业权(劳务性)承包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判决中的观点表明,矿业权(劳务性)承包合同无关乎矿业权的变更,属负担行为,无需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批准,亦不受矿业权转让条件等矿业权转让管理制度的调整,如无其他效力瑕疵,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类似案例还有浙江天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青海鸿丰伟业矿产投资有限公司及吴良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20]等。

3、矿业权合作开发案件中区分原则的适用。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新疆吉鑫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洪沙泉矿业有限公司、新疆神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认为:“《合作协议》……不涉及矿业权主体变更,……属于合作勘查、开采的范畴,并不违背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合作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21]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可以判断,矿业权合作合同是关于当事人之间合作开发、经营等的债权性安排,并不变动矿业权,属于负担行为。判断其效力时,仅从负担行为的角度出发,考虑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自由,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可,而不受矿业权转让条件、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登记等的影响。类似的案例还有浙江天台友信投资有限公司与新疆洪沙泉矿业有限公司、新疆神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22],普兰店市莲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崔永利合同纠纷案[23]等。

三、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在能源矿业案件中的适用之评价

(一)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才可有效保护矿业权市场交易

矿产资源关乎国民经济命脉,国家针对各类矿产资源都制定了相关的行政管理制度,以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序。[24]但是,在矿业权交易中,坚持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将处分行为更多地置于行政机关的管控之下,行政机关通过对矿业权主体和内容变更之控制,已经足以实现调整矿业权流转秩序之目的。而对于负担行为,则更多地交由当事人实现意思自治,尽可能地认定负担行为有效,能够赋予当事人更多的合同救济权。这样,如果处分行为不能实际履行,当事人仍可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从而获得救济,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即使在较为特殊的矿业权转让交易中,如果转让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在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的情况下,矿业权转让合同应属未生效,而其中的报批条款则自成立时生效。这样,当事人便应受合同拘束,并可根据矿业权转让合同向不履行合同一方主张缔约过失责任,从而保障自己的期待利益。

此外,不妨大胆地设想,如果认为矿业权转让合同经批准而生效的规定所规范的对象是矿业权转让的处分行为,而负担行为并不受该规定的调整,如此则既能保障矿业权转让交易的秩序,又可赋予转让合同当事人以违约救济之权利,各得其所。[25]因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区分亦可为日后能源矿业相关法律法规的解释或者修改提供法理依据。

(二)目前审判实践中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之运用尚有欠缺

1、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之运用由于欠缺上位法规定而难以统一。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绝大多数能源矿业合同案件中坚持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但仍不够统一,导致类似的案情却出现了不同的审理结果,有的案件运用了这种区分,而有的案件则未进行区分,“同案不同判”。

例如,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府谷县庙沟门镇宏盛煤矿合同纠纷一案[26],认定矿山法人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不以转让人具有处分权为要件。应当说,这是坚持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区分的,因为矿山法人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属于负担行为,而负担行为仅设定债权债务而不直接变动权利,故无需转让人具备处分权。

但是,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薛梦懿、薛梦蛟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7],却认定涉案的矿山法人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而理由正是转让人未取得相应股权。这便与股权转让合同作为负担行为的生效要件不符。根据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区分,即使转让人尚未取得股权,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亦属有效。

对此,应当认为,可以以司法解释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区分加以明确,从而保证这种区分在我国审判实践中能够得以统一、一致地运用。

2、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之运用由于法律渊源层次低尚不彻底。

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区分,在所有涉及法律行为之领域均有所体现。因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在逻辑上即可周延地涵盖所有法律行为。但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在能源矿业合同案件的审判实践,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区分并未得以全面地运用,即对部分能够运用这种区分来进行审理的案件却并未运用,有所疏漏。

例如,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赵国胜与莫桂祥、韩福清、张志来和张小芹侵权纠纷一案,[28]认为:“赵国胜在未取得对案涉铁矿采矿权的情况下,与兴隆县半壁山镇赵杖子村村委会签订铁矿承包合同并将该矿产转包的行为,违反了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二审法院依法认定上述一系列承包合同无效并无不当。”即,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如果当事人未依法取得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而以出售、出租、承包等方式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其所签订的合同无效。这显然违背了负担行为的生效要件。正如前述,矿业权转让、承包、出租等合同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中的负担行为,负担行为生效无需当事人具有处分权,因为其并不涉及矿业权的变更,而仅仅而当事人之间设定权利义务关系。故,如果适用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二分之理论,即使当事人未取得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也仅意味着当事人不具有对相应矿业权的处分权,如果后续交易涉及对相应矿业权的处分,自可适用无权处分的规定,甚至由于当事人未取得矿业权而根本无法完成矿业权变更登记,即事实上无法完成处分行为,但是当事人之间的负担行为应属有效,从而当事人可根据有效的负担行为向无法履行合同一方主张违约责任等救济。[29]

四、结语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在能源矿业案件,尤其是其中的合同类案件的审理中,基本已经贯彻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区分,例如,能够区分矿业权出让和矿业权交易中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生效的时间,能够明确部分强制性规定仅仅规范处分行为而不规范负担行为,能够认定处分权并非矿业权交易中负担行为的生效要件等等。通过坚持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区分,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既维护了矿业权设立和交易的市场秩序,又保障了交易主体的权利,赋予其更多救济的手段,从而促进矿业权流转。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尚有不统一、不彻底之处,类似的案件可能有不同的审理结果以至于同案不同判,还有部分案件审理时从未运用这种区分进行推理。此外,在矿业权转让这种最为典型的矿业权交易方式中,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亦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前已论及故不赘述。以上这些缺憾,有待未来的民法典总则的编撰以及有关的法律解释、司法实践予以解决,从而使相关法律规范更为科学,使矿业权交易市场更加安全有序。





注释:

[1]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6-97页。

[2]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3] 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0-53页。

[4] 参见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5] 参见沈诚:《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区分及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评析》,载高杉峻编:《民商法实务精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古蔺县宏能实业有限公司与古蔺县箭竹乡沿河煤矿、张华清采矿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52号。

[7] 参见武钧琦、王丽艳:《矿业权出让合同法律属性探析》,《中国矿业》2011年第S1期。

[8] 《梁书文、宋广生与黑河市东兴煤矿、夏金玉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514号。

[9] 《陕西南海矿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金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48号。

[10] 《贵州国能能源有限公司与贵州省朗月矿业投资有限公司金沙县高坪乡老虎石煤矿、刘肇坤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51号。

[11] 《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薛梦懿、薛梦蛟等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205号。

[12] 《王能新与徐春勤、青海南部矿业有限公司与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物化探总队、中国冶金地质总局西北地质勘查院的股权转让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421号。

[13] 《郑美芳与兰飞俊、曹培恒、包头市飞跃精煤有限责任公司、张飞跃及曹培峰、沙老根、乔登、杨永清、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聚能煤炭集团有限公司煤矿转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申字第230号。

[14] 参见《唐清海、李岩与唐孝全、倪礼祥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282号。

[15] 参见蔡立东:《行政审批与权利转让合同的效力》,《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

[16] 《四川省宝兴县大坪大理石矿与李竞采矿权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165号。

[17] 参见《武孝明与王占东、王占宝采矿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74号。

[18] 参见《王定强、王秋果与新疆莎车县天利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承包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901号。

[19] 《青岛平度市旧店金矿与赵典业其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46号。

[20] 参见《浙江天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青海鸿丰伟业矿产投资有限公司及吴良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689号。

[21] 《新疆吉鑫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洪沙泉矿业有限公司、新疆神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287号。

[22] 参见《浙江天台友信投资有限公司与新疆洪沙泉矿业有限公司、新疆神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60-1号。

[23] 参见《普兰店市莲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崔永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457号。

[24] 郗伟明:《当代社会化语境下矿业权法律属性考辨》,《法学家》2012年第4期。

[25] 殷安军:《论违约救济方式选择后的可变更性》,《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6] 参见《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府谷县庙沟门镇宏盛煤矿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129号。

[27] 参见《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薛梦懿、薛梦蛟等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205号。

[28] 参见《赵国胜与莫桂祥、韩福清、张志来和张小芹侵权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823号。

[29] 参见宋晓明、张勇健、王闯:《<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12年第15期。

2017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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